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文物和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在新时代，如何通过传承创新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这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课题。
一、独树一帜的石门石刻
得定军山者得汉中，得汉中者得天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得汉中者交通先行。古之汉中，地处秦、蜀、楚交会之要冲，为历代兵家在所必争。秦汉以来，由汉入秦（关中）先后有四条通道，即故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骆谷道）、子午道；由汉入蜀（四川）也有三条道，即金牛道（石牛道）、米仓道、荔枝道（汉时称间道，唐为荔枝道南段）。“而汉中往北的褒斜道与往南的金牛道，连成由秦地关中通往蜀地成都的最早蜀道。”褒斜道以其起始之早、持续之久、设施之完善，堪称为诸道之冠。1900年前，东汉永平4年（61年），明帝（刘庄）诏令开通褒斜道，并在距褒谷不远处的七盘山下，开凿了宽约4米，长约16米的穿山隧道。因其时尚无隧道一词，遂以石门冠名。从此，我国境内第一个人工隧道就诞生了。
“褒斜道石门及摩崖石刻”包括古道、石门、石刻三个部分，其中的古褒斜是先导性的，依循褒斜二水之河谷而得名。摩崖是在山崖间直接刻字，其与山石浑为一体，其特点是，山崖本身或因景物之壮丽，或曾发生某一重大事件，时人就地勒石以记之，凡名山大川皆有之。汉中市博物馆原馆长郭荣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陈列在博物馆内的石门十三品入手，经过艰苦探索，不断有所臻进，收罗散佚石刻177品；后任馆长卢辉曾赴褒谷故地进行现场勘察，又发现两道清代碑刻：一为清乾隆时《总督葛思奉旨重修栈道碑》，一为道光时《告示碑》。原有石刻177品，补入此二碑后，增至179品。“褒斜道石门及摩崖石刻”就其地位来说：
从历史遗存看，这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总编号57号）。由于兴建大型水库，古石门隧道及其内外石刻皆湮没于水库之中。此前，仅将“十三品”等少量石刻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从上报国务院的保护档案中得知，汉中市博物馆对这一历史遗存的保护和研究肩负重要责任。
从创新角度看，此举开后世隧道之先河。这堪与我国的四大发明一同光耀千古，汉明帝永平年间，在褒斜道南端七盘山下开辟了一段穿山隧道。因当时尚无隧道之名，明帝诏书中称之为石门。
从中外文化交流看，日本的“石门热”持续掀起。全日本书道联盟副理事长、著名书法家种谷扇舟先生曾三次入汉中。1985年3月，他第一次参观石门石刻后，即挥毫题书“汉中石刻，日本之师”八个大字。此后各种新闻媒体相继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继种谷先生之后，日本来访者日益增多，日本的“石门热”仍在持续中。
石刻或散存于道陌之旁，或密布于陵墓之区，世人并不陌生。现世随着碑林的纷纷崛起，石刻更是司空见惯。“褒斜道石门及摩崖石刻”却以其非凡的魅力独树一帜，卓然而于世。
首先是自成体系。自汉以降，各代连绵不断，自成一脉，前后贯通1900余年，其间绝无人为东拼西凑，终成瑰宝。
其次是开创先河。石门石刻以直接镌于崖壁间的摩崖刻字为主体，故称为摩崖石刻。其中的汉代摩崖，不仅数量多，而且为时甚早。如汉永平九年（66年）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被举世公认为最早的摩崖石刻。
第三是学林关注。石门石刻夙为历代学人所推崇，自北魏郦道元起，到宋欧阳修、曾巩、赵明诚、洪适，再到清顾南原、钱大昕、翁方纲、毕沅、王昶、冯云鹏、康有为、杨守敬、方若、陆增祥等先贤巨擘，皆号涉足于此。近代热衷于此者，已由国内扩及国外。石门石刻见于古今诸家著录者达40余品，且有不少专著问世。如中国卢辉主编的《石门石刻大全》、日本牛丸好一先生的《中国褒斜道摩崖石门石刻》，以及多次召开蜀道及石门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种极为学林关注的盛况，自非寻常之物所适极也。
二、“以备法灭”的房山石经
“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余里”。长城作为中华民族上下2000多年的历史丰碑，成了文明进程的标志。“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京杭大运河从春秋时期开建，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是中国文化地位象征之一。而历经千年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始于隋末唐初，踵兴于盛唐，至唐末而衰落，经五代战乱，遂陷于完全停书状态。自元、明、清，云居寺还镌刻道教版锢藏。1931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攻占房山地区，云居寺屡遭兵匪之祸，千年古刹一片废墟，但石经保存较好。
“以备法灭”造就千年石经。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至南北时期已极为兴盛。随着佛教盛行，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出现僧侣急剧增加。北齐建德六年（577年），武帝灭北齐后，将北齐的所有寺庙充作王公宅第，命令300万僧侣全部还俗。武帝废佛运动对佛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中国石刻佛教经典始于北齐。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唐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房山石经镌刻于隋代，创始人是僧人静琬，刻造佛教石经的事业从未间断。静琬刻石的目的之一，是为一旦遭到“法难”时，可以此石经做“经本”之用。在唐贞观八年（634年）题刻残碑载：“此经为未来佛灭口〔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千年石经藏经数量众多。千年石经分山洞藏经和地穴藏经两大类。山洞藏经，静琬之后，其弟子继续刻石经藏经，代代相传，自唐末，已在石经山上辟凿9个藏经洞。分上下两层，其上层7个洞，下层两个洞。据1957年石经山藏经统计，共有石经4978石（块），其中经版数量4196石（块），残石782石（块）。地穴藏经，在统治者支持带动影响下，辽代云居寺又开始大规模刻经。石经山藏经洞存经已满，沙门善锐与主持刻经的通慧圆照见“经碑未藏，或有残坏”，遂议建地穴藏经。1957年8月，中国佛教协会发掘地穴藏经拓印，地穴分两部分，北部分占全穴三分之二，南部占三分之一。两穴之间隔有1米宽土墙。南北两穴所存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而南部经板则是纵横交错排列，存藏经版6层，北部藏经6295石，南部藏经3787石，共10082石。其中金代石经“刻”字至“多”39帙。
石经拓印拓片形神兼备。一方面精心组织石经拓印。1956年佛祖释迦摩尼诞辰2500周年之际，中国佛教协会通过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向国务院请示拓印云居山石经，获国务院批准。1956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开始房山石经的发掘工作，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主持石经发掘整理工作。1957年11月，石经山经版拓印工作结束，历时19个月。拓印9个藏经洞经版4195块，洞内外残碎经版782块，雷音洞附近的碑记、摩崖石刻、经幢、造像、题名、题记等75件，共拓印90298张。拓印主要材料为宣纸和墨，共用宣纸1493刀、墨137公斤。将经版全部拓印后，重新按原存放洞穴位置回藏洞，将收集到的石经残石也分别存入各洞。另一方面，认真组织地穴石经拓印。1957年，经文化部同意，中国佛教协会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文儒和文化部文物出版社王去非等6人，组成云居寺地穴经版发掘工作队。1958年11月，地穴石经全部拓印完成，共10082块。其中拓印地穴北部埋藏经版6295块，拓印南部埋藏经版3787块。同时进一步做好拓片整理工作。1959年云居寺石经拓版入藏国家图书馆后，国家图书馆依照《开元释权录》编制目录，每块石经拓片做一张卡片，卡片上注明经名、卷数、条次、面背、书体、刻制年代、张数、洞号等。抄写两套，均为题名字顺目录，一套卡片做公务目录，一套卡片做公共目录。中国佛教协会存云居寺石经拓片两份，每份各万余张。整理中先进行拓片分类，按经编排。房山云居寺石经拓片到达吉林大学图书馆后，在书库尘封30多年，自1992年才开始整理和录著工作，并以经版拓片为著录单位，制作卡片式目录两套：第一套按照石经所存地点的拓片序号排列，用于检索；第二套按经别制作卡片，再按卷条顺序排列，备制作经名目录使用，充分体现了“多地备份、一地双备”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云居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1956年至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发掘整理石经山洞藏石经过程中，发现历经千百年的石经部分遭受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1985年全面启动修复工程；1999年恢复为宗教场所；21世纪初大力整治云居寺环境。
“因经而存，寺以经贵”。1961年，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以石经为特色的旅游，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首批“北京旅游世界之最”等称号。1993年，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
“黄金有价，石经无价”。房山云居寺的经书工程列入中国佛教佛经基藏战略项目库，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从项目来源看，这是一个国家工程。上世纪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他来云居寺看石经。尼赫鲁总理被房山石经绵延千年的的刊刻史和鸿篇巨制所震撼。他表达一个心愿，在印度很多佛经已经失传了，他愿意用等重量黄金换取等重量的石经。周恩来说：“黄金有价，石经无价”，婉言拒绝。说明房山石经的价值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世人关注，经久不衰。云居寺石经，从隋唐篆刻锢藏开始就受到世人关注。云居寺石经研究人员，既有佛学界高僧大德，也有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很多民众也参与其中。云居寺石经研究已经从国内走向了国际，成为国际上引人注目的学科，研究人员分布在中国、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三、传承创新的“经典范本”
考我国的民族史，自春秋（前700年——前476年）前的中华民族，到秦汉以后的汉族，一直是我国的主干民族。尽管世代更迭，战乱交替。由大一统的汉族、汉字和众多典籍所构成的汉文化是不曾被废弃的。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从建筑工程看，如以长城为代表的建筑，以京杭大运河为代表的工程；从地下遗址看，如陕西西安的兵马俑、四川广汉的三星堆等等；从文化典籍看，繁若星河，胜不可数。纵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堪称经典范本。
传承创新需要有强烈的备份意识，一种好的理念不会让优秀传统文化损坏甚至中断。不论是从石门石刻，还是从房山石经看，我们的先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备份意识”，从诸多文物和文化遗产中不难发现都有“备份”。自从造纸术发明以来，一般石刻作品都要在纸训练，然后“书丹”，这是中国石刻的关键工序。用朱砂（丹砂）调和胶水制成红色颜料，将文字直接书写在石碑或摩崖上，作为镌刻的底搞，并由技能高超的刻工进行镌刻。为了保存进行拓片，这其中就有备份。如房山石经，既有纸经、又有木经、还有石经，而更多的是石经。在拓片整理方面更是做足了功夫，既有国家图书馆存的石经拓片整理，又有国中国佛教协会分存的石经拓片整理，还有吉林大学图书馆存的石经拓片整理。各地一式两份，而且数量完整。或许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绵绵不绝、传承创新的奥秘所在。
传承创新需要有大师、能工巧匠和有心人，一种好的要素集聚不会让传统文化缺胳膊少腿、残缺不全。按照生产力布局和现代审美要求看，做一项传承创新的工作，就是要围绕一个主题来优化要素配置。如石刻、石经，首先要有懂得文化传承、胸怀创新志向的坚韧不拔者；然后要有大的书法家、好的书丹者、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行业保护专家、高超拓片能手，以及拓片整理行家，串珠成链，经久不衰。如石门石刻其他不说，从开创研究到《石门石刻大全》编写成书就花了郭章荣先生50年时间，特别是《石门石刻大全》编辑几经周折，历时数年。不是有情怀、有使命感的人是难以完成的。
传承创新需要一代人一代人接着干，一种好的精神会让优秀传统文化在锲而不舍、一丝不苟中绵延不绝、创新发展。房山石经最让人感动的是它的“石经精神”：“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一丝不苟、默默奉献”。千年之间，朝代更迭，数代先人面对荒山，背靠荒野，铿锵斧斫，创造人间奇迹，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奋斗不息。最让人难忘的是沙弥对石经的一丝不苟，房山石经近3500万字，按正常播音速度需要三年时间才能读完，而且石经上没有一个错别字，每块石经都需要12个沙弥审核校对，做足了万无一失。最让人佩服的是唐玄奘取经用了17年，而取得的这些经书石刻则用了300年，这就是我们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民族精神。（文/王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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